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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艺谋于 1994 年推出的电影《活着》,犹如一面镜子,映照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存百态与命运沉浮。这部影片由邱复生制片,余华与芦苇编剧,赵季平操刀电影音乐,众多创作者的心血凝聚成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。
与余华原著小说相比,电影在叙事视角上做出了显著的转变。原著采用客观叙述,而电影则是主观介入的方式。导演和编剧舍弃了原作的 “双重叙事” 结构,对整一个故事进行了重新构建。这种重构旨在适应电影共时性的叙述角度,使故事在有限的时间内能更紧凑和集中地呈现。
例如福贵被抓壮丁的情节,小说中是军队在城里街道直接抓丁拉大炮,而电影里福贵因在乡下巡演皮影戏遭遇流军而被抓。这一改动不仅使情节更为合理,还巧妙地引入了皮影这一重要线索。皮影从赌场中被龙二诈取钱财开始,到影片结尾福贵为小孙子馒头将小鸡放入空皮影箱,它贯穿始终,成为福贵命运的缩影与活着的见证,深刻地体现了命运的无常与生命的坚韧。
福贵本是一个败家子,然而命运的捉弄使他从富家子弟沦为自食其力的 “城市贫民”,而皮影则是这一转折的关键标志。被抓壮丁时,福贵拼死护住皮影箱,称要靠此养家且是借来之物需归还,此时皮影箱已暗示着他对未来生活的一丝希望与责任。在乱军中,皮影箱让认定福贵为劳动人民,从而使他有机会为唱戏、拉车,参与到革命之中。皮影在福贵的命运之河中如同一叶扁舟,载着他在时代的浪潮里起伏。
电影通过福贵的经历,深刻地揭示了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,个体命运的渺小与无奈。人们即使努力挣扎,也难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,人为的命运悲剧更令人感到悲哀与沉重。余华在小说中着力淡化的 “人类没办法忍受太多的真实”,在电影中被还原,这或许也是电影当时未能在大陆公映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而小说则在 1998 年得以在大陆出版,二者在命运的呈现上各有侧重与考量。
在电影中,众多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,共同构成了一幅宏大而又细腻的历史画卷。家珍、老全、春生、镇长、凤霞、二喜、有庆、王教授等,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写照。
有庆,那个机灵可爱的孩子,却在 1958 年死于非命。他的死引发了观众对那个时代的深刻反思,家珍的自责与春生的愧疚,都让人感受到在时代的巨轮下,善良而懦弱轻信的人们所承受的痛苦。有庆短暂的一生,没有睡过一次好觉,他的离去充满了辛酸与无奈,成为了电影中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。
凤霞,生于苦难,长于艰辛。她在 1967 年死于难产,而这背后也有着时代的阴影。她本应与二喜拥有平凡幸福的家庭,然而却因医院被小将夺权而失去了生命。在她生产的全部过程中,为了救她而引出的王教授情节,充满了黑色幽默。
王教授因福贵买的馒头撑着,又因家珍主张喝开水而未能施救,这些 “如果” 背后是命运的无常与时代的荒诞。十年后王教授不再是 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却因当年的经历吃伤了,只能吃大米,他与二喜的对话令人心酸不已。凤霞的命运,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,也反映出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与悲哀。
镇长,这个一辈子 “相信革命相信党” 的善良老农民,在文革中莫名其妙地成为了 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他骨子里的单纯、乐观与韧性,在时代的磨难中依然闪耀。他的遭遇体现了时代的混乱与荒谬,也从侧面反映出普通百姓在政治运动中的被动与无奈。
春生,从军人到干部,他与福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,但善良的本性始终未改。文革中,他的老婆 “自杀”,自己也被打成走资派,成为边缘人。在他想要自杀时,家珍的原谅与劝慰,展现出了人性中的温情与善良。家珍的那句 “春生,你记住,你欠我们加一条命呢,你得好好活着!”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,如同一束温暖的光,穿透了黑暗与冷漠,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又真挚的情感联系。
老全为了寻找在部队里的弟弟,中了流弹而亡。他的死看似偶然,却也反映出战争年代个体命运的不确定性与无常性。这些人物的命运,或因时代的动荡而戛然而止,或在苦难中艰难前行,都深刻地体现了电影对人性、命运与时代关系的深入探讨。
电影与小说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,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。小说以余华一贯的冷静和节制风格为主,带有形而上的哲思倾向,与命运紧密相连。其双重叙述结构使语言产生一种距离感,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远离政治与时代生活的氛围,人所面临的处境显得更为残酷。而电影则更注重人物之间的互相扶持,温情更加自觉。
电影的视角聚焦于小人物,通过他们的生活细节展现时代的变迁与命运的起伏。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充满了戏剧化的表现,这是小说叙述方式难以鲜活表达的。例如电影中的对白蕴含着丰富的精彩细节,将有限的容量拓展得无比巨大,使每一个人物都鲜活饱满,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在情节设置上,二者也有诸多不同。小说中有庆之死是因为给县长夫人输血过多,凤霞死于不可制止的产后出血且无王教授这一人物,老全的死较为偶然,春生因文革折磨自尽且无多次致歉情节,家珍死于疾病,二喜死于事故,馒头(苦根)被豆子撑死,最后只有福贵存活。而电影对这些情节进行了改编,使故事更具戏剧冲突与时代烙印。
电影还带有黑色幽默的意味,许多情节看似喜剧,实则笑声中饱含着眼泪与辛酸。这种黑色幽默体现了反讽和沉重,与冯小刚的贺岁片有着本质区别,它是对时代与命运的一种反抗、嘲笑与超越,使电影在规矩老实的表象下蕴含着深刻的内涵与力量。
电影《活着》中充满了反讽,其中革命逻辑与老百姓逻辑的碰撞与交织尤为精彩。例如镇长关于三炮的言论,小说中较为含蓄,而电影中则更加夸张,充满了狂欢气氛与玩笑气质,这种 “夸张” 便是反讽的体现。
按照现实逻辑,人们明知这些话语虚妄,却仍将其演得理所当然,这体现了电影在现实主义原则下的超越幻想。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在那个特殊时代,两种逻辑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与相互较量,也让观众看到了普通老百姓在面对命运抉择时的无奈与坚守。
总之,电影《活着》通过对福贵及其周围人物命运的刻画,以独特的叙事视角、深刻的象征意义、鲜活的人物群像以及对两种逻辑的精妙呈现,展现了时代洪流下的命运悲歌与人性光辉。它不仅是一部影视作品,更是对一段历史时期的深刻反思与对人性的深度挖掘,让观众在观影后久久沉浸于对生命、命运与时代的沉思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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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昆,男,汉族,1956年12月生,广东饶平人,1973年6月参加工作,1984年7月加入中国,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毕业,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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